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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板桥家书的人文思想

郑燮(1693-1765),字克柔,号板桥,江苏兴化人,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文学家,“扬州八怪 ”之一。他给后人留下的独具个性的文艺作品,是难得的精神财富。其中他的“十六通家书,绝不谈天说地,而日用家常,颇有言近旨远之处”(《板桥自叙》),“皆世间不可磨灭文字”(张维屏《松轩随笔》),蕴含着丰厚的人文思想。 一、以民为本 尊重农民 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,爱惜民力,行王道、施仁政而不任刑罚。板桥读书求学,志在“立功天地,字养生民”(《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》),所以做官后自然“得志泽加于民”(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)。《兴化县志》卷八曰:“知范县,爱民如子。”《清史列传·郑燮传》曰:“官潍县时,岁歉,人相食。燮大兴修筑,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,籍邑中大户,令开厂煮粥轮饲之,有积粟责其平粜,活者无算。时有循吏之目。” 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中,板桥热情洋溢地歌颂“农夫”,提出农民的重要性:“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,只有农夫,而士为四民之末。农夫……皆苦其身,勤其力,耕种收获,以养天下之人。使天下无农夫,举世皆饿死”。并要求在兴化老家代理家业的堂弟郑墨,善待农民:“愚兄平生最重农夫,新招佃地人,必须待之以理。彼称我为主人,我称彼为客户,主客原是对待之义,我何贵而彼何贱乎?要体貌他,要怜悯他;有所借贷,要周全他;不能偿还,要宽让他。”他还借尊重天星,来尊重劳动人民:“织女,衣之源也,牵牛,食之本也,在天星为最贵;天顾重之,而人反不重乎!其务本勤民,呈象昭昭可鉴矣。”所以,他要求全家“堪为农夫以没世”,学会使用农具,并表达了自己想当一辈子农民的想法:“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!”。板桥这种重农爱农的思想,无论是在当时,还是在今天,都是有其进步意义的。《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》中,抄录了反映农民劳苦生活的五言绝句四首,要求麟儿背诵,意在让他从小就知稼穑之艰难,树立起同情农民的观念。 二、珍重人格 平等待人 板桥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。在第一封家书《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》中说:“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,而至于今日,其不幸而为臧获,为婢妾,为舆台、皂隶,窘穷迫逼,无可奈何。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、婢妾、舆台、皂隶来也。一旦发奋有为,精勤不倦,有及身而富贵者矣,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,王侯将相岂有种乎!”他认为,同为炎黄子孙,义属同胞,王侯将相并非是天生的龙钟,他们与一般的下层人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富贵贫贱并不是天生的,穷达也不一定系于命定,改变命运要靠“奋发有为,精勤不倦”。还说他“为秀才时,捡家中旧书簏,得前代家奴契券,即于灯下焚去,并不返诸其人”。怕明显的送给他,增加他的羞惭。而且声明:“自我用人,从不书券,合则留,不合则去。何苦存此一纸,使吾后世子孙,借为口实,以便苛求抑勒乎!” 以士大夫的意趣相投为标准,首开具有近代平等气息的佣人之风。 板桥“是为人处,即是为己处”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、宝贵的。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,相互修德积福的。“若事事预留把柄,使入其网罗,无能逃脱,其穷愈速,其祸即来,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、不可测之忧”。板桥本人坚信这一“天道循环倚伏,彼善而富贵,尔淫而贫贱”的道理。处世做人,只考虑自己的利益,不管别人的死活,是不义之举。一味苛求勒索别人,不但不会兴家利己,反而会败家害己。因此,他后来有“吃亏是福”的著名题匾。 在自己的子女与他人子女相处上,板桥严格要求平等相待,不可特殊:“我不在家,儿子便是你的管束。需要长其忠厚之情,驱其残忍之性,不得以犹子而始纵惜也。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,当一般爱惜,不可使儿凌虐他。凡是食果饼,宜均分散给,大家欢喜跳跃。吾儿坐事好物,令家人子远立而望,不得与沾唇齿,其父母见而怜之,无可如何,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!”(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)。这番话,苟非仁人君子,宅心醇厚,是想不到,也是说不出的。 三、仁慈为怀 博爱众生 在《潍安舟中寄舍弟墨》中,他提出“爱人”的主张:“以人为可爱,而我亦可爱矣;以人为可恶,而我亦可恶。”他称赞苏东坡“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处”,承认自己一生“漫骂无礼”是不好的。他爱骂人,但骂的多是秀才,是出于无奈,其实他对于别人“有一才一技之长,一行一言之美,未尝不啧啧称道”。并每当知道别人有困难时,往往“橐中数千金,随手散尽,爱人故也。至于缺厄欹危之处,亦往往得人之力”。 板桥做官而不忘本,在信中关照家人照顾好来探亲的贫困亲友,“天寒冰冻时,穷亲戚朋友到门,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,佐以酱姜一小碟,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暇日咽碎米饼,煮糊涂粥,双手捧碗,缩颈而啜之,霜晨雪早,得此周身俱暖”(《范县暑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)。同时,板桥还拿自己的薪俸来救济他们。郑板桥在做官后,刚拿到薪俸不久,就捎钱回家,交代弟弟要挨家挨户逐一的分送。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》云:“是众人之富贵福泽,我一人夺之也,于心安乎不安乎!……汝持俸钱南归,可挨家比户,逐一散给。南门六家,竹横巷十八家,下佃一家,派虽远,亦是一脉,皆当有所分惠。”又告诉其弟,为不忘儿时故交,对同村的落第旧友“亦当分俸以敦夙好”。可见,板桥关爱贫困亲友的涉及面是很广的。这与封建社会的一些士大夫,地位一变就不认穷亲旧友的做法相比,不啻有天壤之别。还告诫其弟:“无父无母孤儿,村中人最能欺负,宜访求而慰问之。”这种自觉地关怀孤儿的行为,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也是罕见的。 板桥不仅关爱自己贫困的亲友,就是对那些官府名之为“盗贼”的贫民,板桥也以自己特有的认识方式,表示出公开的同情。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》中说:“不知盗贼则亦穷民耳,开门延入,商量分惠,有什么便拿什么去;若一无所有,便王献之青毡,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。” 这番体恤穷苦的话,出之于一个七品县官之口,无疑突破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。 板桥除了关爱活着的人,还“泽及枯骨”(《自在庵记》)。《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》中谈到他的父亲看中一块墓地,但该地有无主孤坟一座,因而没人买。后来,板桥想买,原因是“但吾家不买,必有他人买者,此冢仍然不保”。所以希望墨弟帮他买下来,将来“以葬吾夫妇”,又可以保住这座孤坟。并且要“刻石示子孙,永永不废”,“后世子孙,清明上冢,亦祭此墓”。 四、贵生爱物 崇尚天性 板桥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展为普爱众生、关爱生命,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芸芸苍生的关怀,而且表现在他对一切生物的关爱。他在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中郑重地说:“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,我图娱乐,彼在囚牢,何情何理,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之性乎!至于发系蜻蜓,线缚螃蟹,为小孩顽具,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。夫天地万物,化育劬劳,一蚁一虫,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,上帝赤心之爱念。而万物之性人为贵,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,万物将何所托命乎?” 书后补写的第一纸,谈如何养鸟,表达了他对鸟类的护爱: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,使绕屋数百株,扶疏茂密,为鸟国鸟家……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。大率平生乐处,欲以天地为囿,江汉为池,各适其天,斯为大快。比之盆鱼笼鸟,其巨细仁忍何如也!” 这里不仅讲了怎样正确的爱护动物,还讲了生物与人的和谐相处,会相互地带来乐趣,会深化人的爱心。所谓“江山有待”,待与人交感,待予人抚慰。所以,板桥眼中的西村景色是:“江雨初晴,宿烟收尽,林花碧柳,皆洗沐以待朝顿,而又娇鸟换人,微风叠浪,吴楚诸山,青葱明秀,几欲渡江而来。”(《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》)多么的清新、幽静和亲切! 这种让万事万物各适其天、各随其性的思想,在板桥那里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,而且成为一种创作原则。他在《芝兰全性图轴》“题识”中点明了这一旨意:“吾愿居深山绝谷之间,有芝弗采,有兰弗掇,各适其天,各全其性。”因而他所画的盆中之兰毫无生机,而回到大自然中的兰与竹,则生机盎然。对自然天性的追求,体现着作者对人本身自由发展的愿望。这与半个世纪之后龚自珍的“病梅”之痛,如出一辙。板桥还有题画诗曰:“莫漫锄荆棘,由他与竹高。《西铭》原有说,万物总同胞。” 五、适量守度 中和宽让 所谓中庸,是指“不偏不倚”、“执两用中”,即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,恰到好处。所以,孔子赞成用鱼杆钓鱼,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;孟子主张在适宜的季节伐木,以免妨害树木的正常生长;《淮南子》明确反对“涸泽而渔”、“焚林而猎”。这类例子,都是维护生态和谐,讲究中庸的可贵思想。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后又一纸中,板桥明确反对“过尽之弊”:“夫舜与尧同心同德同圣,而吾为是言者,以为作圣且有太尽之累,则何事而可尽乎?留得一分做不到处,便是一分蓄积,天道其信然矣。且天有过尽之弊。天生圣人亦屡矣,未尝生孔子也。及生孔子,天地亦气为之竭而力为之衰,更不复能生圣人。天受其弊,而况人乎!” 为实现社会的文明和谐,要求一切人与群体之间,要以中庸之德,按照“用中”的方法消融矛盾,稳定秩序。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中,对“世上连阡越陌,数百顷有余者”的土地掠夺、兼并现象,板桥本人也无可奈何、无法改变,但他坚持自己的经济原则、政治立场:“他自做他家事,我自做我家事,世道盛则一德尊王,风俗偷则不同为恶”,并将此规定为“板桥之家法”,反映了板桥不同于一般读书人的“经济自期,抗怀千古”的可贵情怀。并具体告诫其弟道:“予兄弟二人,各得百亩足矣,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。若再求多,便是占人产业,莫大罪过。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,我独何人,贪求无厌,穷民将何所措足乎!”因此不得多置田产以夺贫穷农人之土地。与那些一富起来即大肆购置田产的人不同,郑板桥更多的是为无地少地的贫穷百姓着想。 六、尊师重教 德育为先 封建社会普遍信奉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的观点。板桥说:“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,岂有不爱之理!然爱之必以其道,虽嬉戏玩耍,务令忠厚悱恻,毋为刻急也。”(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)所以,他时常叮嘱墨弟,一定要严加管束,培育其忠厚、善良之品格。所以,在《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》中叮嘱,要尊敬老师,不得怠慢,“夫择师为难,敬师为要。择师不得不审,即择定矣,便当尊之敬之,何得复寻其短?吾人一涉宦途,即不能自课其子弟。其所延师,不过一方之秀,未必海内名流。或暗笑其非,或明指其误,为师者既不自安,而教法不能尽心;子弟复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,此最是受病处。不如就师之所长,且训吾子弟之不逮。如必不可从,少待来年,更请他师;而年内之礼节尊崇,必不可废。” 在板桥眼中,“夫读书中举,中进士,做官,此是小事,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”(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),他从现实生活中看到有些父母对子女过于溺爱,养成孩子骄横、残忍、贪婪等不良习惯,致使家业衰败,贻害社会。所以他认为富家子弟养尊处优,到头来往往不如穷人家的孩子有出息。“岂非富贵足以愚人,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!”(《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》)因此,板桥十分注重品德教育。他怕孩子有优越感,《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》指出:“我虽微官,吾儿便是富贵子弟……吾儿六岁,年最少,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,次亦称为某兄,不得直呼其名”。对于身边的“贫家之子,寡妇之儿”等弱势群体,要倾注一份爱心,周济纸墨笔砚,缺少钱买纸簿者“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”,而不是居傲施舍,令人难堪。在尊重对方的尊严与人格的基础上,体贴入微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还吩咐:“至阴雨不能即归,辄留饭;薄暮,以旧鞋与穿而去。彼父母之爱子,虽无佳好衣服,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,一遭泥泞,复制为难矣。”这种教育有极为具体的操作性,对于培养儿童的人道情怀是非常有效的。 总之,郑板桥不仅为政清廉、爱民,同时十分注重家庭教育,在家书中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。其尊农爱民、平等待人、博爱众生、崇尚天性、中和宽让、尊师重教的人文精神,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。他一再告诫子弟,为人要“忠厚”,“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”。虽然其“好人”标准有其时代性,但是他能冲出功利的藩篱,确属不俗、不易。所以,徐悲鸿先生在题板桥《竹兰石图》时称赞:“板板先生为中国近代三百年来最卓绝人物之一,其思想奇,文奇,书画尤奇。观其诗文及书画,不但想见高致,而且寓仁慈于奇妙,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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